我的生活很「國際化」
「你是國際新聞記者？台灣都沒有國際新聞啊！」
「……」
這樣的對話，頻繁地出現在我的生活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場類似聯誼的聚會上，男方一聽到我的職業，就嘰哩呱啦地發表他對「國際新聞記者」這個職業的長篇大論。
當時我也不管交不交得到男朋友了，直接問對方：「你曾經好好坐在電視前面，一小時都不轉台，看看新聞台到底有沒有國際新聞嗎？電視新聞又不像是報紙，一攤開有沒有報一目了然，搞不好你轉台之後就有敘利亞的新聞啦？」男方的臉色開始變得很差，當然，我也沒有配對成功。
每次聽到「台灣沒有國際新聞，所以台灣人沒有國際觀」這句話，我都不由自主地想：「那我到底是為誰辛苦為誰忙啊？」
從我踏入國際新聞記者這行開始，六年的時間內，皺紋多了不少，但也成長許多，真的很希望觀眾可以透過我們的鏡頭，看到更多更廣的世界。
再者，「因為沒有國際新聞，所以台灣人沒有國際觀」這句話本身就存在著很大的邏輯謬誤，因為國際觀雖然可以藉由觀察世界脈動培養，但可不是有看國際新聞就等於有國際觀。
日本知名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曾對國際觀下過定義：「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並對這些事有提出觀點的能力。」
也就是說，看大量的國際新聞、知道台灣以外的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第一步，而對於國際情勢的敏感度，以及分析國際情勢的能力，則需要經過更多的邏輯與分析訓練，才能將接收到的資訊轉化為每個人心中不同的「國際觀」。
舉例來說，我在二○一八年的時候因為世界盃足球賽到俄羅斯的首都莫斯科採訪，在當地無論是在街頭隨機採訪，還是到最高學府莫斯科大學找學生聊聊，除了本來就是唸外語的學生之外，通通都不諳英文。
當時我還暗自想著：「這地方怎麼這麼不國際化啊？」最後詢問了在莫斯科師範大學教中文的教授，他告訴我，帝俄時期俄羅斯西化，主要是跟法國、德國學習，會英文的人不多。
二戰結束後，蘇聯和美國進入冷戰狀態，相互為敵人，俄國人更不需要學英文。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中小學外語課程雖然是必修，但英語也只是可選的外語「之一」。
而台灣的媒體報導的國際新聞都是從「歐美觀點」出發，所以自然而然在我們心中形塑了「會英文才有國際觀、才是國際化」這樣的想法。
也就是說，我們看了這麼多的國際新聞，大量吸收的卻只是歐美觀點，忘了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不是繞著美國打轉，這也讓我體驗到，涉獵國際新聞之際，能夠去分析並且歸納出自己的觀點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無法確保觀眾是否有分析國際情勢的能力，但是對於「提供足夠的國際新聞」這件事我是問心無愧的。
在我從事新聞工作的六年多以來，從天主教教宗退位、敘利亞戰火、泰國紅衫軍、南韓世越號沉沒、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過世、緬甸羅興雅人危機、美國總統大選、英國脫歐公投、日本熊本大地震、南韓總統朴槿惠遭罷免……，幾乎每一個國際大事我們都有參與，即使因為預算問題無法親臨現場，至少我們都有藉由配合的外電製作出國際新聞，收視率有多慘澹那就是另一個話題了。
▲國際組記者在重要事件會到現場採訪。
很多人常常問我：「國際新聞記者在幹嘛？」
國際組的新聞記者分早中晚三班，只要在新聞的開播時間內，國際組的位置上一定會有人，因為世界二十四小時在轉動，隨時都有新聞發生。其實大多數的時間，我們都是在辦公室內處理外電新聞，要在一至兩小時之內，理解整個新聞事件，再寫成中文稿子，並且去過音剪輯，才能完成一則一分四十秒的電視新聞。
那什麼時候才能到新聞現場呢？
大致上來說有三種時候國際新聞記者能夠出國採訪，第一種是「媒體團」，當國外企業或是活動，需要在台灣媒體上曝光的時候，他們會廣邀媒體，組成媒體團帶我們出國採訪，記者必須在新聞專業跟主辦單位希望呈現的內容取得平衡，否則一不小心很容易就會變成廣告色彩過重的「業配文」，拍攝採訪時間通常也被壓縮得很緊，心理壓力不小。
第二種是「突發事件」，像是熊本大地震、南韓前總統朴槿惠遭罷免引發暴動……這類的新聞，長官在判斷需要到現場報導之後，就會派文字記者跟攝影記者即刻出發。處理這種新聞的時候，記者必須在短時間內了解現場狀況，而且在海外採訪沒有任何資源、節節新聞都要連線最新資訊、工時又長，身心都需要強大的抗壓能力。
第三種則是「新聞專題」，處理新聞專題的戰線會拉長，一般的新聞媒體，到外地採訪新聞的時候，通常會花上一筆預算聘請當地的「Fixer」安排當地的採訪、交通事宜，但是台灣的媒體因為有預算跟人力的限制，不是每趟出差都能聘請當地人協助，台灣的國際新聞記者幾乎是一人包辦採訪前的聯絡、行程機票住宿安排、當地採訪、到回國後的寫稿剪輯，準備時間越長代表作品的完成度要跟著越高，也是種不一樣的辛苦。
國際新聞記者的工作時間，大約有至少百分之七十的時間會在辦公室作業，剩下的時間才能飛到世界各地，把發生在各個角落的故事帶回台灣，有時候會在國外看見台灣還能夠更好的地方，但大多數在海外採訪的時間，我都會想著台灣其實也有很多很棒的地方。
像是台灣的公家機關比國外有效率太多，辦身分證或是戶籍謄本這類的文件，在台灣可以在半小時內辦完，如果在日本或是美國，通常得花上好幾倍的時間。
就算公共建設跟城市景觀規劃比不上許多國際一線都市，但是街道乾淨，人情味充足，素養比起某些國家還是高了許多。
最重要的是，每次在國外採訪的時候，都讓我有機會跟當地人接觸，親身體驗課本以外的世界，像是過去我的刻板印象是韓國人的英文很爛，但是無論是我因為周子瑜的國旗事件或是朴槿惠遭彈劾時到首爾採訪，幾乎所有的年輕人都能用非常流暢的英文表達自己的想法。
甚至在南北韓領導人首次舉辦峰會的時候，我在街上街訪，還有人能用英文清楚地告訴我兩韓之間的恩怨情仇，這讓我相當驚訝，也深深喜歡自己這份工作，可以讓我親自跟每個國家的人接觸，不再用刻板印象看待他們。
這些經驗，讓我越來越能在工作場合享受跑新聞的快感，只要我在國際新聞現場，我就覺得自己的生命好精采，一點都沒有浪費，也能抬頭挺胸地說：「誰說台灣沒有國際新聞？」
＊本文摘錄自《身為國際新聞記者：鏡頭下的故事與文化，那些城市教我的事》
作者：翁琬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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