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DNA鑑定來為同一性的確認，其準確率於現今技術已達九成九。（圖／視覺中國）
現代刑事司法已從強調人的供述轉向科學證據，這其中，自以DNA鑑定最為重要。而在2023年國民法官制度實施後，到底國民法官如何面對此等證據，必是重要課題。
以DNA鑑定來為同一性的確認，其準確率於現今技術已達九成九，自具有刑事審判無可取代的地位。惟如此幾近百分之百的準確率，是否代表審判者在面對此等鑑定結果，只能全面接受呢？答案似也未必。一個關鍵前提，即是犯罪現場所取得可能是犯罪者的血液、精液、唾液、毛髮等，在送到實驗室前，未受到任何污染，即證據保存的連鎖（chain of custody）。
換言之，一旦DNA樣本的證據保存過程出現瑕疵，就算鑑定結果確認與被告具有同一性，也因其可能受污染，就不具有提出於法庭的證據能力，更遑論可用以為認定被告有罪的依據。
故被告方若對樣本有質疑，就得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4款，於準備程序提出對證據能力的意見，以能在此階段即將之排除。也就是說，檢察官必須提出保存過程的無瑕疵，如在現場採樣後即為妥善保存，且有明確的時間與採樣者名字，然後在送到實驗室間，並未有被拆封、調包或破壞的痕跡，以及實驗室取得的時間、人名等等。若這中間過程有諸多漏洞，就表示如此的連鎖出現瑕疵，自應裁定無證據能力，而不能出現於正式審判中。
只是根據此條文第2項，此等裁定必須由法院為之，故若合議審判僅是由受命法官主持準備程序，因有另兩位法官未在場，自非屬法院而無法為無證據能力之裁定，也就使此等有瑕疵的鑑定結果，仍會出現在正式審判中。此條文的存在，就變得可有可無。
而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法院在準備程序終結前，必須為證據能力有無之裁定，且依《國民法官法》第47條第4項，明文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與法院或審判長有同一權限。故若DNA樣本已遭污染，受命法官自可裁定排除，以免在正式審判中出現。尤其國民法官制度，採取起訴狀一本原則，即起訴時，檢察官不會將卷證送法院，就與防止無證據能力的證據於正式審判出現，在維持審判者的公正性，實具有相等同的意義與目的。
只是依據《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但書，卻規定若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必要，就無庸先為裁定。因此但書的必要性，乃屬極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尤其是以目前有關證據保存的過程，因欠缺法律明文，證據遭污染的可能性也相對提高，自很易遭挑戰，就可能使受命法官不敢立即為排除之裁定，導致可能產生與現狀無異之結果。
再來，由於現行刑事司法並不承認所謂被告所委請的私鑑定，故在國民法官合議審判下，所面對的DNA鑑定，必是由法院或檢察官所委請的公鑑定。而在現制，此等鑑定往往是委請公屬性的機關為鑑定，即便撇開有否偏向一方的道德風險，法院也不會傳喚實際鑑定者出庭，致使被告方無法為詰問。因此，在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後，不可能繼續如此的作法，致須傳喚實際鑑定者出庭。而在鑑定者出庭下，就可藉由交互詰問，以來檢視鑑定者是否具有專業性、是否帶有偏見等，這多少可以彌補被告方無法自行委請鑑定人之弊，甚至在準備程序未被排除卻帶有污染的證據，也可藉此過程將之暴露出來。
總之，為了保持審判的公正性，無論是專職法官，還是國民法官，都應不帶有偏見來審視所有法庭的證據。只是目前的《刑事訴訟法》，甚至是《國民法官法》，是否能讓審判者保持公正與客觀，卻還有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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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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