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法官將於明年元旦上路，各地方法院正密集實施模擬法庭。（圖／監察院提供）
隨著國民法官實施日期的接近，各地方法院正密集為模擬法庭的實施。由於模擬的案件都為真實案件所改編，這就有利於真實與模擬的比較落差，而在國民法官模擬審判的結果與真實案件的判決，或有適用罪名的差異，如殺人未遂與故意重傷罪、殺人既遂與重傷致死罪，但無論是犯罪事實有無與量刑，並無太大差別。但台中地院於近來，以2021年剛有罪確定的一中香腸王殺人案為模擬，卻出現無罪的結果，這其中原因值得探討。
一中香腸王殺人案發生於2005年，卻要到2015年才被警察所發覺，這是因被告沈聯旺於2015年9月，打傷謝姓女友後將其塞入冰箱，在其獲救後，吐露出十年前，被告將令一位羅姓女友以藥迷昏，並將其裸身丟入彰化和美排水溝，屍體雖在當時被發現，但因無法比對身分，因此以無名屍埋葬。而謝姓女子當時也在車內，故其獲救後，詳細將此案整起過程陳述警方，並以羅姓女子的孩子為DNA比對確認身分，致使案件重現曙光。
此案經檢方以殺人既遂罪起訴後，第一審以14年有期徒刑、第二審則改以15年有期徒刑，在上訴駁回後確定。而判以有罪的證據，除解剖報告及屍體發現的相關照片外，即是謝姓女子通過測謊的陳述，後者成為最主要的關鍵。若果如此，為何同樣的證據資料，來到國民法官的模擬審判卻是無罪結果？
目前的模擬審判大都集中於兩天，這與司法現況採割裂式，即於日本被戲稱為「五月雨」（梅雨）的審理模式，有相當大之不同。主要是因為國民參與審判，國民有自己的工作下，必然得落實集中審理，否則就可能影響其日常工作與生活。
又在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下，為保持其公正性，採取所謂的「起訴狀一本」，即檢察官起訴時，並不將卷證一併送至法院。除與現制不同外，也代表國民法官合議庭只有在正式審判時，才會瞭解案情及相關證據，審判者職權調查的可能性，也會比現制降低，甚至不可能再為調查，所有的舉證責任就必然在檢察官身上。若再加以審理期間的集中與壓縮，檢方如何在短短兩天時間，迅速且清楚來說服合議庭，恐都是一大問題。
以一中香腸王殺人案來說，雖死因鑑定為溺死，但就是否下藥一點，僅由檢察官囑託檢驗員為檢驗，並以屍體生蛆判定有可能有被下毒物。甚且，檢察官是以證人而非以鑑定證人的身分為具結，能否提供專業判斷也是疑問。尤其在國民法官審判下，證人與鑑定人必得出庭接受交互詰問下，則此等程序的瑕疵，甚至是專業資格，都會受到嚴厲的挑戰，恐連出庭的資格都無，更遑論有無證明力。故在此案真正的重心，仍在目擊者的證詞。
而因目擊證詞本身，即存有記憶與陳述不完整的本質缺陷。若案發時間已經過了10年，如何能經得起交互詰問。故在此案中，除對被告進行測謊外，亦對目擊者進行兩次測謊，前者未通過、後者則全通過。只是在測謊的科學性仍存有爭執，且在國民法官審理下，是否也會不受任何質疑，這本身就有問題（參見吳景欽／測謊報告該有提出法庭的證據能力嗎）。
更值得關注的一點，即是國民法官的評議方式。因就有罪評議的門檻，乃採取附條件的三分之二決，即至少有6票，且必須含有法官與國民法官的意見。而在一中香腸王殺人案的模擬審判中，3位法官全數認定有罪，國民法官有2位認定有罪、4位認定無罪，因不符合至少6票的門檻，最終就得為無罪判決。換言之，當初《國民法官法》於制訂時，若完全沿襲日本《裁判員法》的附條件的過半數決，此次模擬就是有罪，致顯露立法影響具體判決的結果。
雖在未來國民法官正式實施後，關於審判期間，有時不可能都在兩天內結束，檢察官的舉證壓力或可得到紓解。惟若未來，國民法官審理案件的期間，若超過三天，甚至更長，必將影響國民參與審判之意願，這絕對不利於多元選出的目的，也是目前必須深思熟慮的重要課題。
好文推薦
●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