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應該要自殺!」 老教官陶如朗:困富國島4年回台還被檢討

▲陶如朗。(圖/翻攝自Facebook/陶如朗)

▲陶如朗。(圖/陶如朗提供)

記者曾筠淇、譚志東/採訪報導

「被俘的人是應該自殺的,至少永不錄用。」出生於民國20年的陶如朗在退休後,完成1萬5000多字的個人自傳,記錄著從越南富國島來到台灣後,他們這一群人竟然在軍中被檢討的悲憤;同時也提到在孤島上唱國歌,「我們會感動的哭,而且哭出聲音。」今年90歲的陶伯伯說,他從80歲起,用電腦一字一字的敲下《我在富國島的日子》,只希望透過這些大時代的小故事,讓中華民族的精神得以流傳。

陶如朗在18歲那年,追隨屬於桂系的國軍第10兵團第46軍抵達越南,在繳交槍械後,以形同「戰俘」的身分,被集體轉送至富國島,但國軍大多苦中作樂。好比說,許多人到了富國島後,會因為營養不良而患上腳氣病,為了解決難題,他們就抓了幾隻猴子做實驗、尋求醫治方式,成功了便為此津津樂道;再好比說,富國島上大多是男性,不過大夥兒每每到了海邊,總會把握機會欣賞婦女婀娜多姿的曲線。

好像總是這樣,即便遇到一些不那麼順遂的事情,每個人都會將念頭一轉,重新找到生活中的樂趣;而陶如朗當然也是如此,他甚至還在當時,結交到了情如兄弟的好兄弟,因此在富國島的這4年,雖然說長也不長,但卻值得回味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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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殺了 就連墓碑也都找不到

「如果兩年前,在河內,法軍的帳蓬前,不是他守候著我,我可能早已完蛋了。」來自廣西的黃承俊是比陶如朗大幾歲的好友,雖然個性內向,但卻很優秀。回憶起當年,兩人時常玩在一起,只要有空,他們就會一起去海水比較深的地方釣魚,不過由於石頭的表面有些濕滑,陶如朗某次竟不慎跌入石縫中,還好黃承俊出手相救,用力把他拉起來,還幫忙拔出卡在臀部的珊瑚,「然後在我的屁股上尿尿作為消毒」,他才得以獲救。

兩人釣魚的趣事還不只如此,他們先前跟隨著老兵走進森林,步行一段時間後,便看到對方拿著棍子敲打地面,如果聽到嗡嗡聲,就會要他們開始挖。原來樹林的底部是有水的,只是長年的樹葉堆積,才讓地面變得乾枯;而困在地底的魚一見光線就會全部竄出,這時就能輕鬆大豐收。

「那麼好的青年,怎麼會自殺呢?」陶如朗耳聞黃承俊的死訊實在難以置信,兩人回台後曾相約幾次,豈料被分配到不同單位才沒多久的時間,竟從此天人永隔。陶如朗感嘆著,「在經歷多少苦難,來到安定的台灣,卻選擇了自殺」,兩人在富國島互相扶持,感情極佳,面對這樣的狀況實在相當痛心,他事後還特別前往嘉義,希望能找到黃承俊的墓碑,可惜事與願違。

▲▼陶教官。(圖/陶如朗提供)

▲陶如朗在國軍歷史館拍照留念。(圖/陶如朗提供)

高唱國歌 弟兄們一起哭出聲音   

「我們等這一天已等了四年」,18歲到22歲可說是人生最精華的年紀,待在富國島的這一千多個日子裡,來自安徽省合肥市的陶如朗度過了許多艱苦、悲憤的時光,身邊的同伴更是親如兄弟,因此當他聽見長官的讚頌,視線也不禁模糊了起來。

陶如朗此時忽然激動說道,他與弟兄們在抵達台灣的前半年,曾在富國島上展開「絕食運動」,雖然那次的行動轟動國際,但卻未能改變法國人的態度,就只是象徵著「富國島上爭自由」;而對他來說,在富國島的那些苦難,也豈是這些行動就能完整體現的。

回台灣後,陶如朗注意到,放電影前都必須唱國歌。「唱國歌,我們會感動的哭,而且哭出聲音」,陶如朗形容,當時幾乎每個人都會淚流滿面,即便互相勸阻,但滿溢的情緒根本壓不住,這樣激昂的情緒更是維持了好一段時間。

 「國之興亡,匹夫有責。」陶如朗講到這一段時特別提起,1944、1945年適逢抗戰末期,進入最艱困的時代,蔣委員長號召「十萬青年十萬兵」,長江上往來的民船都載滿學生去從軍,在報到處,有位老太太暗自哭泣,旁人還安慰著「打仗救國是光榮的!」豈料讓老太太痛哭的原因竟是「兒子太少」,因為她說「已經沒有更多的兒子可以送去當兵」,而這樣的情景也讓陶如朗感受到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

▲▼陶教官。(圖/記者曾筠淇攝)

▲陶如朗。(圖/記者曾筠淇攝)

回台以後 桂軍竟成了歷史名詞

1950年6月,韓戰爆發,在留越國軍進入富國島後,蔣介石仍計畫在反攻大陸時,這批部隊能從越南打回中國大陸,所以把入越國軍殘部加以整併,成立了「留越國軍管訓基地」,司令官黃杰的第一兵團部改編為「留越國軍管訓總處」,另外還有三個管訓處。 為了避免被說在他國建軍,所以取消原有番號。不過,隨著韓戰進入打打談談的時期,1952年元月,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中華民國政府開始著手進行「富台計畫」的相關作業。

陶如朗回憶說,在富國島的「第四年的有一天」,處本部通知有台灣的長官要來講話,大家莫不高興萬分,小報立即發出「號外」,又彼此奔走相告;那一天終於到來,只見一位穿著筆挺軍服的帥氣少將,由王佐文將軍(越國軍管訓總處第二管訓處少將處長)陪同登上司令台,台下則是站著打赤博,穿著各色各樣短褲且晒得黝黑的老兵。

陶如朗說,當台灣派來的少將走進操場時,掌聲如雷,一直到王佐文將軍介紹時,掌聲仍舊不絕於耳,應該「持續有十多分鐘」,「當時我的眼睛已經模糊,眼淚忍不住成串成串的掉下來,看看左右前後大概也差不多!」儘管這麼多年過去了,在當時沒有麥克風的操場、人又多的現況下,他還約略記得台上的將軍說 「總統......很懸念你們......你們是......忠誠的孤臣孽子......」、  「你們的辛苦......你們的悲憤......台灣都知道......很快你們就可以回到台灣了!」這時,掌聲更是響徹雲霄。

1953年6月,中華民國政府派出了海軍登陸艇6艘及商船14艘,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共分成7批,低調將在海外流浪3年半的官兵、眷屬以及學生陸續接運回台。

▲▼陶教官。(圖/陶如朗提供)

▲陶如朗。(圖/陶如朗提供)

在航行中,人多空間小,政戰人員站在中間,教大家唱《台灣好》,「台灣好,台灣好,台灣真是個復興島!愛國英雄英勇志士,都投到她的懷抱.......。」另外還有教唱《高山青》,每個人都賣力的唱「高山青,澗水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 一邊唱,一邊憧憬到寶島以後可以欣賞她的美麗。

1953年6月中旬,22歲的陶如朗與夥伴分批在高雄上岸,抱著激動又興奮的心情,開啟了首次火車之旅。他說,坐火車北上,發現沿途兩邊的房子並不怎樣豪華,那個時候高樓大廈並不多,可是大家都覺得很高興。而後,他輾轉到了台南官田的補充營,這個補充營應該是富國島介多營區唯一被「保留」的番號,營長是介多營區直屬大隊的大隊長,也是王佐文將軍的得力部下,至於連、排長也都是介多營區幹部中的佼佼者,可是偏偏「有官沒有兵」

陶如朗說,他明明對稍息、立正一竅不通,卻擔任了第一連第一排排長,不過「好在是一個空架子」,沒多久這個補充營也被「整編」了;當時他對政治完全不懂,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更沒有想到「桂軍」在台灣正式成為「歷史名詞」

▲▼陶教官。(圖/陶如朗提供)

▲陶如朗年輕時也相當俊俏。(圖/陶如朗提供)

應要自殺 被俘的人至少不錄用

陶如朗之後被國防部核定為少尉,由於曾遭法軍囚禁在富國島,因此自然輪不到他升官。某次士官們開會時,陶如朗正好在隔壁,想不到傳進耳裡的,竟是大家一言一語的檢討他,「被俘的人是應該自殺的,至少永不錄用。」雖然這種相傳下來的風氣已經不適用於他的身上,但多少會受點影響。

日後,陶如朗又被調去空降部隊,不過因為某次夜間跳傘摔傷了尾骨,因此在經過長官的同意後,便去報考軍訓教官,並離開原先的部隊。陶如朗考取後被分發到苗栗,有一年轉調到某校,想不到在與校長的幾次交談中,竟得知對方同樣也是從「富國島」回來的,「像失散後兄弟重逢一樣的喜悅,分外親切」,只可惜,校長過沒多久後也離世了。

眾所皆知,國軍在大陸時期分為中央軍與地方軍,撤退來台的時候,有些如西北軍等「雜牌軍」必須繳械才能下船,而這也意味著率領這支軍隊的將領失去了權力。對於這一段歷史,陶如朗特別說,他在富國島是屬於介多營區,這位校長是在陽東營區,也就是第一兵團部改編的「留越國軍管訓總處」。

有次聊天時,提到「黃杰將軍擔任台灣省省主席的時候,陽東的老部下去找他,多少有些照顧。」那時,他才明白,來台之後,有次聯繫一位老長官,突然被問及退伍沒有?有沒有進軍校?老長官還建議說,「如果沒有進,那麼最好早點退伍」,原來「就是在暗示我,桂系已經沒落了。」

▲▼陶教官。(圖/記者曾筠淇攝)

▲苗栗公館鄉下的景色相當漂亮。(圖/記者曾筠淇攝)

陶如朗此時感嘆說道,他當時明明是這麼想台灣,但回到台灣後,反倒想著「如果我仍舊在富國島上,我寧願選擇不回台灣。」富國島形同淨土,沒有政治、沒有鬥爭、沒有貧富,也不會有利益上的爭奪,「只要肯做,就能生活無憂無慮」,而這也正是陶如朗心之所向。

陶如朗來台已經過了70年,一轉眼就變成「老兵」,不過他並未居住在以「富台」為名的新村或國宅,而是長年居住在苗栗公館鄉下,享受田園的靜謐風光,可是在富國島上的日子,依舊如此深刻,時時會翻湧上他的心頭。他說,寫下《我在富國島的日子》一直放在心願,可是文筆不好,一直不敢寫,等了這麼多年都沒有看到國內有關富國島的國軍相關紀錄,只好自己動筆寫,所以「我從80歲起,就開始動手寫回憶錄,即便字數並不是太多。」

被左鄰右舍暱稱「陶叔」的他,現在最希望的是,這段不可遺忘的歷史,可以常駐在每個人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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