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手抱骨灰罈!高秉涵為了一句承諾 20年來送百位老兵回鄉

記者柯沛辰/採訪報導

「老哥,我們要回家了!」85歲老兵高秉涵恭敬地對懷中的骨灰罈說道。20多年來,他親自抱著一罈罈骨灰,無償將上百位孤獨老兵送回大陸,起初是為了對戰友的一句承諾「我一定送你回家」;後來,是為了更多像他一樣漂泊離鄉,卻沒一樣幸運的人。

高秉涵1935年出生山東荷澤,是標準的國民黨家庭。後來國共戰火席捲東北,父親遭共產黨槍斃,年僅13歲的他被迫逃亡,一路見識戰爭殘酷,輾轉流落台灣。來台後,他與野狗在垃圾堆搶食,在台北火車站當童工,雙腿險些截肢,靠著半工半讀考上建中、國防大學法律系,成為一名律師。

「台灣養了我超過70年,是我的第二故鄉,是我的母親。我在大陸說『我要回家了』,是回台灣;在台灣說『我要回老家』,是回荷澤,兩邊都是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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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秉涵送老兵回大陸/華視節目畫面(華視、高秉涵提供)

▲高秉涵送老兵回大陸/華視節目畫面(華視、高秉涵提供)

國共戰火席捲 父親遭就地槍決

高秉涵的外祖父宋紹唐,是清朝最後一批公費留學生,追隨國父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組建同盟會,參加革命、推翻滿清。中華民國1911年建立後,宋紹唐見識到日本明治維新迅速崛起,建議女兒及女婿趕緊前往日本學習,歸來後為國貢獻。

高秉涵的雙親認為,中華民國百廢待舉,正需要教育工作者,尤其鄉下農民沒有知識,亟需教育資源,怎能在此時離開?於是,夫妻倆選擇擔任鄉村教師,一輩子都待在鄉下了。

很快的,高秉涵在荷澤出生,上有兩個姊姊,下有一個小3歲的弟弟,但父親在距離較遠的鄉村學校當校長,平時都由母親照料、嚴格教育,所以他特別依賴母親。

1947年1月20日凌晨,身為國民黨員、鄉村小學校長的父親,在荷澤家鄉被共產黨地方部隊就地槍決,殺一儆百。家中兩個姊姊早前去外地,再也沒回來,家人都以為兩人死在了日軍轟炸下。殊不知父親被槍決那一年,大姊不僅在延安當選共產黨模範工作者,還在五四大會上接受毛澤東表揚,一邊高呼「共產黨萬歲」。

當時外公英年早逝,家中還有高齡外婆、奶奶,及一個弟弟,母親必須一肩扛起的兩個家的重擔,不可能離開。不過,她擔心高秉涵也被殺害,便將父親遭槍決時身上綁著的血繩交給了高秉涵,要他一輩子記得「共產黨是你的殺父仇人」,並立刻跟著國民黨部隊逃向江南。

那時候高秉涵才13歲,懵懵懂懂,哪分得清什麼國軍共軍。

終生不吃石榴

1948年9月深夜,母親瞞著奶奶,牽著高秉涵的手離開。臨行前,高秉涵向奶奶的房門、兩個姊姊的牌位磕了三個響頭,最後一站來到父親的墓前辭別。母親遞上的小包袱內,除了親手縫製的衣物、鞋襪,還有20塊大洋、20塊金圓券、一張荷澤中學新生錄取證明書,以及那條父親臨死前身上綁的血繩。

翌日清晨,高秉涵坐上汽輪馬車,一旁還有十多位逃亡的同學,每個人都坐在行李上。母親和外婆牽掛不下,往他手裡塞了一顆庭院拔下來的石榴,再次叮囑:「兒啊!萬一流亡學校解散了,你要跟著國民黨的部隊走,國軍不回來,你千萬不要回來」、「軍帽上有個太陽的才是國軍,紅星星的是共產黨部隊,一定要看清楚,別跟錯了……」

那時高秉涵不知離愁是何物,以為很快就能回家,所以馬車開動後,只覺得手裡石榴特別礙事,低頭猛吃,渾然不知母親早已淚流滿面,一邊揚起手:「兒啊!你一定要活下去,娘等著你回來啊!」

坐在一旁的同學見狀,立刻推了推高秉涵的肩膀,「你母親在跟你打招呼!」但等到他抬起頭,馬車已經拐了一個彎,再也看不到母親了。高秉涵急了起來,一把將手中的石榴丟掉,在車上抱頭痛哭,那是他最後一次見到母親,從此他終生不吃石榴。

完整專題報導:1949漂泊到台灣 大時代的最後生還者

▲▼中學入學證書。(圖/高秉涵提供)

▲中學入學證書。(圖/高秉涵提供)

共軍渡江南下 難民母子魂斷山谷

馬車前往南京,途中經過好幾個縣,都由共產黨控制。在最後一個縣時,幾個共軍士兵將馬車攔下來,詢問他們去路。那時同學們非常害怕,只能乖乖下車,但對方一名領導說:「小朋友你們不要怕,這裡有稀飯,你們先吃,我們送你們一程,這裡有很多壞人,會搶你們東西,我們送你們到最近一處有國民黨的地方」。

語畢,兩名共軍士兵帶槍坐上了馬車,接著問「你們最終目的地在哪?」一行怯生生地回答「南京」。共軍士兵們笑了,「小朋友你們就去吧,到時候你們在南京歡迎我們,我們很快就會去了!」

同學一行人再次上路,順利到了江南,那幾個士兵的話果真不假,共軍很快渡江南下。隨著臨時的流亡學校解散,高秉涵再次踏上流亡的路,沿路只能吃人家丟的、剩的,甚至與山老鼠搶食。

當時國軍為了逃避共軍的追擊,選擇從位在皖南、贛東及浙江三省交會的馬金嶺撤退,那是一條山間險徑,一邊是高山,另一邊是懸崖峽谷,許多軍眷、難民也在隊伍中,場面心驚肉跳。

風雨交加下,高秉涵又餓又累,連日跋山涉水,腳底板的水泡磨出鮮血,「不知何時是個盡頭?」他一度萌生輕生念頭,想著跳下山谷一了百了。或許是天色昏暗,走著走著,後頭一個孩子突然摔落山谷,一下就沒了聲響。

那位孩子的母親對著崖下聲聲呼喚,撕心裂肺,高秉涵怕她也跌落山谷,連忙將人攙住。婦人稍微冷靜後,轉過頭問:「你幾歲了?大人呢?」高秉涵回:「13歲,都在山東老家,媽媽叫我跟著國軍走。」

問完,婦人見高秉涵穿著不合腳的鞋,立刻從懷中遞了一雙新鞋,「你跟我的孩子一樣大,你要記住回家的路,別忘了母親在等你。」高秉涵連忙道謝,轉身繼續趕路,怎料這位母親立即縱身一躍,也消失在山谷間。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攻陷南京總統府。(圖/維基百科/公共領域)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攻陷南京總統府。(圖/維基百科/公共領域)

雙腿潰爛生蛆 與死神擦肩而過

爬越險境後,高秉涵隨國軍進入福建紮營休息,卻因為共軍追擊,導致一名國軍士兵在慌亂中打翻了熱粥,燙傷了他的雙腿,「那時天還不太亮,有衛兵吹哨說趕快走、共產黨快來了!我就趕緊走,結果那個士兵跌倒,一瓢碗的熱稀飯就掉到我腿上,我當下沒有痛,只是雙腿一麻。」

中午,高秉涵又餓又累,跟丟了大部隊,夏天高溫下,燙傷的小腿起了水泡,伴隨劇烈疼痛,他開始發燒,這是他第二次浮現輕生念頭,「我的兩腿腫得跟冬瓜一樣,蒼蠅揮之不去,傷口開始生蛆。你想想看,一個成年壯漢的腿嚴重燙傷,如果發燒,傷口又腫,又生蛆,都不一定能活下來了,我一個13歲的小孩要怎麼活?」

高秉涵一跛一跛地走,不知不覺被共軍追上,甚至遠遠落後整支部隊,「共產黨士兵看到我這個小難民也不管,頂多分一口飯給我吃。」直到一名身背紅十字包的共軍衛生員叫住了他。

「小朋友你腿上都是蛆,腫得很嚴重,我來救救你!」高秉涵一看帽子上的紅色星星,怕得連忙想跑,但雙腿一陣劇痛,根本跑不動,就這樣被拉到附近一處泉水洗傷口、敷藥水。

包紮完成後,高秉涵本想說聲謝謝,但他明明正在逃避共產黨追殺,向對方道謝「心裡總覺得怪怪的」。年幼的他有些矛盾,不禁心想「原來共軍裡面還是有好人,但奇怪了,為什麼好好日子不過,一定要打仗呢?中國的大人們真是笨吶。」

多虧這位好心的衛生員,高秉涵的雙腿經包紮後,停止了惡化,慢慢能走比較快些,「那時候我想找國民黨,最後是跟著共產黨追擊的方向找到了。」

▲老兵專題採訪:高秉涵。(圖/記者謝婷婷攝)

▲高秉涵雙腿上的傷疤依舊清晰可見。(圖/記者謝婷婷攝)

國軍晚5分鐘炸橋 救他一命

那一天,高秉涵途經福建建陽,遇見了由東而來的最後一支國軍隊伍。當時已近黃昏,走在前頭的國軍擔心被共軍追上,先行通過建溪上的建甌長橋,獨留他在黃昏下緩慢行走。

突然間兩端槍聲四起,後頭的共軍追了上來,高秉涵無處可躲,被迫彎腰杵在橋上。橋東頭的國軍士兵急喊:「橋上的小朋友!趕快跑過來!快!快!快」另一頭的共軍則高喊:「兄弟們!投降吧!你們已經無路可逃了,放下武器吧!」雙方一陣駁火。

眼見高秉涵一點點地往橋東爬,兩名國軍士兵立刻上前,一把將人拉到低處。下秒一聲巨響,建甌橋被炸成兩段,阻止了共軍的追擊。事後才知道,堅守橋頭的國軍士兵為了顧全他的性命,將炸橋時間延後了整整5分鐘。

踩著浮屍登上運輸船

1949年10月16日,共軍由澳頭渡海登陸廈門,大批軍隊及軍眷倉皇逃往東南海灘,引頸盼望運兵船的來臨。一路上,高秉涵遇到無數同鄉、同學幫助,有時給他食物,有時牽著他的手走了好一段,他總算跟著隊伍來到岸邊。

黎明時刻,兩艘可載萬人的登陸艇靠岸停泊,數萬軍人、軍眷如潮水般湧向船艇,你推我擠,人踩人慘狀竟將海灘染成一片血紅,無數人被擠壓推倒在水下,淪為一具具浮屍。

高秉涵別無他法,只能踩著浮屍上船,沒想到一名士兵突然壓住了他的頭頸,想從他身上爬過去。他無力反抗,幾乎要喘不過氣,在死亡邊緣徘徊,好在一位年輕軍官搭救,一把推開對方,又竭力將他推上去,讓他免於成為灘上亡魂。

登船不久,船艦嚴重超載,被迫收起舷梯。被擠落海的人苦苦掙扎,不斷招手求救,高秉涵不忍去看。岸上的人眼見沒機會上船,擁擠地哭成一團,還有士兵由絕望轉為憤怒,不斷舉槍朝船隻射擊。

來台以前,高秉涵對台灣沒有任何印象,直到逃到了漳州,才從沿路撤退的士兵口中聽聞「我們要逃去台灣」,大抵知道台灣是一個島。

回首這段長達一年的逃亡之旅,高秉涵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也好幾次想自殺,「但我想到媽媽那句話,媽媽還在等我回家,就打消了跳下去的念頭,是媽媽那句話救了我。」

「一定要活下去。」是高秉涵想念媽媽的方式。

▲▼1949年,國軍在吳淞上船撤往台灣(圖/維基百科/公共領域)

▲1949年,國軍在吳淞上船撤往台灣(圖/維基百科/公共領域)

夜宿台北車站 與流浪狗搶食

1949年10月底,從大陸撤退來台的船隻停靠在高雄港,那是當時台灣最大的港口。高秉涵舉目無親,身無分文,看著大街小巷的難民,他連討飯都沒有餘地,本想投軍混口飯吃,又因年紀太小被拒絕,對未來感到一陣茫然。人海中,他巧遇長幾歲的同鄉,對方雖自身難保,投軍前仍勉強贊助了他一張車票。

高秉涵不知何去何從,最後跟著人群一路來到台北車站。

台北準備入冬,氣溫逐漸下降,高秉涵每天都到東南方一座大型垃圾場翻找食物,在車站大廳角落席地而睡,數次遭巡邏警持棍驅趕,後來,他幸運撿到一件有點破洞的皮夾克,陪他度過寒冬,這樣的日子持續整整2到3個月,「每天我就找根棍子,跟狗搶東西吃,垃圾場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台鐵一位清潔工孔老先生發現後,見高秉涵是個孤兒,飢寒交迫,走路又一跛一跛,於心不忍,開始從員工餐廳偷帶飯菜。1950年春節後,孔老先生告訴他,火車站正在招考10到15歲的童工,專門在月台叫賣木片便當,錄取後不僅可以解決吃住問題,還能到鐵路局醫院治療腿疾。

高秉涵點了點頭,在孔老先生引領下,很快順利通過面試,並到醫院看診。不過,醫生看到他的雙腿時,當場大吃一驚,厲聲問道:「你的父母呢?」他怯生生回答:「在大陸,我在台灣沒有親人」。這時醫生口氣趨於和緩:「小朋友,你的右腿已經感染,再晚一個禮拜就要截肢了,必須要馬上住院……」經過一個月住院治療,高秉涵逃過截肢的命運,這位好心的孔老先生也改變了他往後的一生。

▲高秉涵來台路線圖。(圖/ETtoday製作)

▲高秉涵來台路線圖。(圖/ETtoday製作)

半工半讀考上建中 成為軍法官

冥冥之中似有牽引,有一天,高秉涵正在台北火車站月台叫賣,一名中年婦人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是高家的孩子嗎?你怎麼在這裡?」他回頭一看,這位婦人竟是他的小學校長李學光,一時間他驚喜萬分。

「李學光跟我父母很熟,她一看到我,就說你這個年紀要趕快想辦法讀書啊,一晃眼讀書的時間就沒有了。」

當時高秉涵到底是個孩子,能夠逃來台灣、平安地生活下去,早就心滿意足,哪敢奢望上學讀書?聽到這裡,不禁眼睛含淚、巴巴地望著李校長說,「俺想回家,俺想娘」。校長正色地說,「傻孩子!想媽媽沒有用,我們這輩子能不能回家還不知道……」

在校長夫婦的悉心指導下,高秉涵為求兼顧工作,1952年考進台北建中夜校初中部,為了學業辭去叫賣工作,但半工半讀的苦讀歲月正要開始。因緣際會下,他平時白天到北投復興崗政工幹校(今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醫務室打工,假日去幫美國人洗車。

1955年,高秉涵順利考取建國中學,但營養不良、休息不足,加上課業壓力,使得他腸胃受損,身形逐漸消瘦。為了結束半工半讀,不再為吃飯發愁,他考取了公費的國防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成為了一名軍法官。

「想念媽媽的時候,我就跑到北投大屯山,對著淡水河口、對著家鄉的方向大哭一場。後來當兵,我就寫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信,把想說的通通寫下來,心裡就比較舒服一些……」

▲老兵專題採訪:高秉涵/母子合照。(圖/記者謝婷婷攝)

▲1948年9月1日,高秉涵與母親的最後一次合照。(圖/高秉涵提供)

軍法官的第一個案子 「我殺死了一個想媽媽的人」

1963年國防大學畢業後,高秉涵為了償還公費,一簽就是10年,首站分發金門駐軍軍事法庭。隔年,他審理人生中的第一件案子「金門逃兵案」,當庭問這名逃兵「為什麼要逃?」不料對方一句「我想媽媽」,深深敲擊他內心深處,而他卻別無選擇,只能顫抖簽下那紙死刑狀。

這名逃兵名叫鄭鳳生,本是廈門一名漁民,父親早年身故、母親癱瘓。那天母親發高燒,他去鎮上買藥,卻在路上被強抓入伍,莫名其妙來到台灣。15年過去了,輪到他所屬的部隊駐防金門,他覺得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因為位於金門本島西南方的烈嶼,距離廈門最短不過幾千公尺,天氣好甚至能眺望家鄉。

夜哨站崗時,鄭鳳生抱著汽車輪胎跳下海,游了整整一天一夜。不過,海流並不眷顧,他迷失了方向,轉了一圈,被海水弄糊了眼,上岸還以為自己到了廈門,逢人就舉雙手大喊:「我是從小金門逃來的!沒帶武器!」但他不知道,自己抵達的不是廈門,而是金門,一下就被捉了起來。

國防部的批示很快下達,但高秉涵不想審,忍不住問上級:「能不能換一個人當主審?第一次接案子判死刑,我怕我不行」。長官瞅了他一眼,「其他人跟你一樣,也都有情緒,誰不想回家?但上面已經定調了,從嚴從快,審判只是走個過場,盡快結案。」

高秉涵花了一個晚上整理情緒,徹夜難眠。開庭時他問:「你知不知道這很嚴重?」鄭鳳生回答,「我知道,但我這麼做,至少有一半的希望能見到媽媽,不成功我也認了,畢竟這支部隊來金門後,3年後就要回去了,到時候就沒機會了。」

按照當時法律,敵前逃亡,唯一死刑。高秉涵臉面無情,內心早已泣不成聲,不斷問自己「探望母親有罪嗎?」

「我想跟他說,『我也想家,我的情緒和你一樣,甚至比你還想逃。』如果荷澤縣在廈門,我可能比他跑得還快,而且做得比他還早,以死換取回家的機會。」這些是高秉涵沒能說出口的。

第四天凌晨,鄭鳳生被槍斃了。行刑前,高秉涵為他帶了一瓶高梁,鄭鳳生則遞出一張寫有母親姓名和地址的紙條,希望高秉涵有一天若回大陸,能代為探望母親;這是他的最後一個願望,如此卑微。

行刑後,高秉涵在辦公室痛哭,「我心裡虧欠一輩子,我殺死了一個想媽媽的人。」

兩岸開放探親後,高秉涵第一站不是先去找家人,而是帶著鄭鳳生的衣物到廈門,一路循紙條上的地址,「但我到廈門以後,那個地方都不見了,房子都不在,都找不到了,連鄰居也沒有,變成一座大樓。」

▲老兵專題採訪:高秉涵。(圖/記者謝婷婷攝)

一句承諾 送戰友骨灰回鄉

1973年,高秉涵脫去法官服,轉職律師,在高中死黨的資助下,順利成立律師事務所。不同於其他孤苦無依的戰友,他順利娶妻生子,生活品質逐漸改善,但他始終沒忘記那些牽著他逃亡的同鄉人,主動籌組了台灣荷澤同鄉會,提供事務所給荷澤老兵當家,並在他們戶籍的緊急聯絡人欄位填上「高秉涵」,決心當他們唯一的依靠。

多年來,老兵們都以為「反攻大陸」勢在必行,相信政府一定會帶他們回去,這是回家的唯一方法。不過,兩岸情勢長年僵持,他們漸漸認清「回不去了」,不禁感到絕望。

這些老兵淡淡地囑託高秉涵,「我們年齡也到了,你年紀最小,我們來的時候都20幾歲,你才10幾歲,萬一兩岸開放前我們都走了,你別忘記把我們骨灰扛回家。」

高秉涵說,他20多年來抱了上百罈骨灰回大陸,最遠的送到了新疆,「一開始都是幫認識的,但後來消息傳開後,漸漸變成全國性的,都是幫沒有家室、孤苦無依的老兵。」

有時候骨灰罈幾乎放滿了房間,「我太太也是國防醫學院的,她對於骨頭心理上沒太多意見,但一開始我的孩子有意見,因為家裡書房擺滿骨灰,整個床旁邊也是,我睡覺時周圍都是骨灰。」

女兒曾抱怨,骨灰罈上的照片像在對她笑,有時心裡會「毛毛的」。但高秉涵告訴她,「不要怕,我們家不信教,不信鬼神。如果妳認為這裡面有鬼,可以想想看,現在我抱著他回老家,他應當感謝得不得了,外面如果有鬼要進我們家,他可以幫我們看門。」

話鋒一轉,高秉涵也感性地跟兒女說,「當初是他們牽著我的手,到台灣來的,我要感謝他們,我做這個事情是在感恩。」

「他們就接受了。」後來幫忙抱骨灰最多次、開車載高秉涵的,正是女兒。

▲老兵專題採訪:高秉涵/同鄉會成立。(圖/高秉涵提供)

▲高秉涵主動成立同鄉會,盼給戰友同袍們一個歸所。(圖/高秉涵提供)

母親過世了 姊姊卻活過來了

1979年,高秉涵隨台灣代表團前往西班牙,參加一個學術論壇,遇到了來自大陸的代表團。當時他內心浮現了一個「大膽的念頭」,趁夜寫了一封家書,想拜託對方幫忙投遞到山東荷澤去。

不過,政府官員在行前再三叮囑,絕對不能和來自大陸的人有任何接觸,「不能合照、談話、握手、有四個不能,講得很清楚,要求我們參加的這些人互相監督。」

「我信寫好了,帶著了,但不敢動。」高秉涵心有餘悸。

不過,西班牙當地沒這個概念,也不太清楚兩岸局勢,觀念裡認為「兩者都是中國」,所以什麼行程都安排在一起,「吃飯在一桌,睡覺也在隔壁,到了早上,外國人很有禮貌,在電梯裡面喊morning,但我們和大陸代表團面面相覷,一聲都不敢吭。」

迫於無奈,這封家書最終被高秉涵從西班牙帶到英國,再輾轉投遞到美國,由美國的同學轉寄到大陸去。隔年5月12日,他收到了來自廣東的第一封回信,卻沒有勇氣打開,因為上頭的署名竟是本應離世的大姊。

高秉涵內心五味雜陳,怕是詐騙,想了整整一夜,「兩個姊姊不是死了嗎?離開時還燒香拜拜,難道我活見鬼?所以我拿著這封信去請教我的小學校長。」

李學光告訴他,「有一種可能是詐騙,知道你現在做律師有錢,冒充家人跟你要東西,另一個可能是,如果大姊還活著,一定活得比你還好,因為你大姊一定是老共產黨,當年到延安跟了毛澤東。」

好不容易,高秉涵鼓足勇氣,顫抖打開來信,得到的卻是母親已在一年前去世的消息,「我後悔通信,不通信反而母親永遠活在我心目中,還有希望,一通信就沒有希望了。」

▲老兵專題採訪:高秉涵/母親的遺物。(圖/高秉涵提供)

▲▼高秉涵多年來謹慎保存母親的遺物。(圖/高秉涵提供)

▲老兵專題採訪:高秉涵/母親的遺物。(圖/高秉涵提供)

與牌位裡的兩個姊姊相見

為了確認這封書信的真假,高秉涵找上已移民阿根廷的學姐,拜託對方返鄉時順道確認這位「大姊」的身分,還準備了五道問題給對方,像是兄弟姊妹的姓名、家住何處、門朝哪、院子的樹長怎樣、外公姓什麼,「如果對方答不出來,那她就是假的!」

豈料,學姐見到對方時,根本連問都沒問,直接就跟高秉涵說「她是你姊姊沒錯,不用問,一看就知道你們是同一個窯子生出來了,你們倆長太像了,除了長相聲調像,還像你媽媽,肯定是一家人!」

當時兩岸還在對峙,和平遙遙無期,卻阻止不了高秉涵的思親之情。1984年,他借名義去菲律賓,實際上是跑去了香港,跟大姊、三姊和弟弟在香港見面。見面後,他才知道兩個姊姊最早就投了共產黨,現在當了高官,三姊弟生活過得很不錯。

大時代沖散了四個兄弟姊妹,把他們帶到了不同的地方。

誰想得到,短短三年後,兩岸開放探親了。

故人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家鄉,他從沒有想過,從台灣回到山東荷澤這條路竟這麼遠,一走就是42年。他的心情是激動,也有些近鄉情怯,進村後一路東張西望。幾個老人家在街頭上抽菸,見高秉涵穿西裝打領帶,好奇問「先生你找誰?」

高秉涵是春天生的,小名叫「春生」,村子裡的熟人都知道,所以他答了句「我找高春生」。但對方搖了搖頭,「高春生死在外地了,我是他堂爺爺,所以我知道」。高秉涵意會了過來,「你的小名是不是叫『三亂』?」對方大吃一驚,高秉涵立刻接話,「三亂爺爺,我是高春生啊!」

老人家頓時笑中帶淚,不能自已。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原來是這樣的情景。

▲老兵專題採訪:高秉涵/1991年5月1日高秉涵第一次返鄉探親。(圖/高秉涵提供)

▲1991年5月1日高秉涵第一次返鄉探親,與堂爺爺相認。(圖/高秉涵提供)

那座沒有電梯的靈骨塔

兩岸開放後,高秉涵為了這些孤苦無依的老戰友,責無旁貸,親手抱著一罈罈10多公斤的骨灰返鄉,「這些人,過年除夕一開始都到我家裡吃年夜飯,都是好朋友,就跟家人一樣,但兩岸開放前他們都走了,沒能趕得上。

高秉涵送老兵回家,從熟識的戰友送到陌生的老兵,凡是孤家寡人的,他都盡力去做。這趟旅途20多年,一路有著數不盡的故事。起初他多次往返兩岸,海關一度將他攔了下來,懷疑他運毒。如今漸漸成名了,還有空姐找他合照,知道他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高秉涵。

有一次,他將骨灰罈放在行李箱內,到機場後卻被直接偷走。他急壞了,這下該怎麼跟家屬交代?沒想到一轉頭,行李箱又莫名冒了出來,估計是偷兒本以為賺了一筆大的,結果打開發現是骨灰罈,大概覺得晦氣,又不敢肆意亂丟,索性作功德,把行李箱送了回來。

另一個故事是,高秉涵前些年到深山一處軍人公墓去迎接一位老哥,映入眼簾的那座靈骨塔目測超過十層,專存老兵骨灰,卻沒有電梯。高秉涵年事已高,抱著沉重的骨灰罈,每下一階都吃盡苦頭,不禁問管理員:「這麼高的塔,怎麼不裝個電梯?」

管理員幽幽地說,「安放在這裡的老兵,九成都孤苦無依、沒有家室,誰會來看他們?更用不著電梯了。」

有一個夢 戰友在等我

我問「這些年,心理上有得到什麼回饋嗎?」

高秉涵說,他曾經做了一個夢,從台灣搭機回鄉,結果下機後,那些同鄉手抱鮮花,一路跟他握手,「他們面孔都是骨灰罈上面的照片,所以我跟孩子說,我不怕走,如果我到加護病房了,不要給我插管,那邊有很多伴在等我、歡迎我,還有設宴席,比病房舒服多了。」

至於現在年事已高,善舉能否繼續下去?政府又是否有管道能支持?高秉涵說,「現在這方面沒管道,但我2019年成立『洄源文化交流發展協會』,在協會內有年輕律師支持我的理念,願意繼續做下去,應該沒問題。」

▲老兵專題採訪:高秉涵/退伍後做律師。(圖/高秉涵提供)

▲高秉涵退伍後成為一名律師。(圖/高秉涵提供)

高秉涵:國家政府沒有虧欠我

我問,「您被捲進戰爭,被迫背井離鄉、家破人亡,在當軍法官時判逃兵死刑,會不會覺得國家虧欠你?或恨共產黨?」

高秉涵正色地說,「我不會覺得國家害我沒見到母親,也不覺得國家對我有虧欠。因為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整個國家的問題,沒有怨言,儘管見不到母親很苦,但苦的不是我只有一個人,所有1949年流浪的游子都一樣。」

「那是個大時代、大洪流,我家是高級知識分子家庭,首當其衝,如果我家是種田的,那就沒有問題。這個大洪流燒傷的不是我的家,遍地都受傷,大時代就是這樣子。」

「我沒有恨,只有愛,充滿了感恩。現在我們都不是難民,只有那段短暫時間是難民,但我現在反而感謝那一段,因為我們受戰爭的苦,讓兩岸在這裡70多年沒有聽到槍聲,我內心滿懷感恩。」

▲老兵專題採訪:高秉涵。(圖/記者謝婷婷攝)

台灣養了我70年 是我的第二故鄉

高秉涵回憶,高中時期有個同學住在北投復興崗的山坡上,對方是台灣人,每天晚上爸爸都要到北投火車站接他,不然他不敢上山,因為兩邊的都是豬,他害怕。

「我其實也害怕,但還是自告奮勇,常常送他上山,後來跟他變成拜把兄弟,還認了他母親做乾媽,後來他們一家很照顧我,逢年過節都喊我去他們家吃飯。」

高秉涵退伍後,改行當律師,沒什麼存款,這位拜把兄弟借了他一大筆錢,讓他買房開律師事務所。俗話說,親兄弟也要明算帳,高秉涵是做律師的,自然白紙黑字地寫了一張借款證明,但這位死黨卻瀟灑拿出打火機,一把燒掉了借據……

高秉涵舉第二個例子,「我的兒子娶了台灣人,一個女兒嫁給台灣人,有了孫女、外孫女,所以我說什麼本省人、外省人,我家裡是不承認的,也不會去分那個省籍。」

高秉涵說,台灣養了他70年,就像他的乾媽,希望兩岸永遠和平,「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是我的母親,我到了大陸說:我要回家了,是回台灣。在台灣就說:我要回老家,所以兩邊都是家。」

「我腦子裡面,人生的價值不在於有多少,而是你付出了多少,你付出的才是你的價值,你不付出,縱使你家財萬貫,有那個錢、幾十億存在台灣銀行,周圍的人都在逃難也沒有意義。」

最後,高秉涵念了一段他寫的詩,表達他對台灣的感謝:

感恩台灣

台灣,
感恩的島嶼,
我在它的懷抱裡長大,
它住在我的心中,
它像一片綠葉,
漂浮在海洋的邊陲,
它像一只甘藷,
養育著島上的子民,
我愛這片綠葉,
我愛這只甘藷,
兒時,它是我吸食的乳汁,
現在,她養著我活下去,
我是屬於它的,
它是屬於我的,
它是我恩深似海的母親,
它是我生命中的最愛,
感恩台灣,
永遠永遠……

完整專題報導:1949漂泊到台灣 大時代的最後生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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