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誌》雜誌街頭販售員。（圖／ETtoday資料照）
●作者／洪大倫。
在台灣搞社會企業，真難。
這幾天在社會企業圈子裡有些紛擾，原因是某作家狠批了在業界知名的《大誌》，主要批評的理由有三：
「表面批發實際淪為僱傭，從中節省成本」
「究竟是街友需要《大誌》，還是《大誌》需要街友？」
「若僱用街友是幫助和恩惠，富士康也應該是社會企業」
詳細內容我就不引述了，因為如果純粹站在觀察與批判思考角度下，我相信任何一個文筆好一點的文青都能寫出類似的批判。只是說，批評者既然這麼振振有詞，覺得自己更有智力和道德上的制高點，那我們是否也應該來檢視一下，批評者的說法到底有沒有道理？
舉例來說，作者覺得《大誌》不該用批發方式跟街友合作，而應該用僱傭關係才是正途。
首先，嘿，你知道經濟學裡面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嗎？你管人家用什麼方式跟街友合作？重點是街友是否願意接受這樣的合作方式，願意就合作，不願意就去找別的事做就好，《大誌》又沒拿槍逼他們非配合不可。
最好的選擇
對於有條件還能選擇其他機會的街友來說，《大誌》的條件不會困擾他們；對於已經沒有其他選擇的街友來說，《大誌》就是最好的選擇不是？
因此我不懂，用什麼合作關係重要嗎？加盟早餐店不可以，一定要是總部100%投資的子公司？偶而兼差送個報紙不可以，一定要全職去送報紙才可以？看到路旁婆婆想過馬路，一定要背起她而不能只是牽她過馬路，甚至還要送到目的地，確認她有沒有吃飽、有沒有穿暖、今天有沒有便秘，才算是夠體貼夠有愛心？原作也未免管太寬。
其次，文章還提到：「過往許多研究均指出，對街友來說，一份穩定的收入是改善生活的重要起點。」
第一，我想請教有哪些研究指出對「街友」而言，「穩定收入」與「改善生活」存在正向因果關係？這是作者自己想像的，還是真的有研究論文支持？
第二，既然要談研究，我也直接引述哈佛教授（編註：現已轉職到芝加哥大學）的 Sendhil Mullainathan 曾在他的著作 《稀缺》一書中提到研究貧窮的結論：
『窮人和過於忙碌的人有一個共同思維特質，即注意力被稀缺資源過分占據，引起認知和判斷力的全面下降。也就是說，窮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因為長期貧窮，失去了擺脫貧窮的智力和判斷力，這種狀況不變，再努力也是白費；而如果僅是簡單地分錢給窮人，窮人的「稀缺頭腦模式」也會導致無法利用好這些資源或福利讓自己脫貧。』
換言之，從 Sendhil Mullainathan 教授結論來看，給予固定收入的僱傭關係，跟這些街友是否能改變自己的命運或生活，幾乎毫無關係。因為就算是直接送錢給窮困的街友，他們依然無法擺脫當下的生活困境，更不用說僱傭關係能改變這件事。
改變生活？改變命運？
就撇開街友這麼極端的案例，且看一般正常僱傭關係下的上班族，他們領了固定薪資，請問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命運真的有改善嗎？長期低薪的情況下，碰到帶著風險的機會，有多少人真的願意放下稀缺思維，把好不容易存到的一點小錢投資在可能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上？就個人觀察來看，絕大多數上班族根本做不到。
因此，能否改變自己的生活？能否改變自己的命運？重點根本不在於是否是固定收入，而在於「稀缺性思維」有沒有被打破。
我不相信所有街友都是毫無工作經驗的，他們當中一定有做過其他臨時工、兼職，甚至可能曾經是正常的上班族。既然會成為街友，必然有其個人的內在與外在因素。
換句話說，誰說僱傭關係下的固定收入能改變他們的生活？他們當中不就是有些人是從正常的僱傭關係下最後成為街友？如果固定薪資的僱傭關係是關鍵，那作者該如何解釋為何他們當中有些人成了街友？
給固定薪水 就能改變街友命運？
如果《大誌》真的給街友固定薪資，他們就能擺脫窮人思維改變自己的命運？還是會像一般上班族一樣抱怨薪水不夠高？抱怨公司福利不好？繼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無法跳脫？答案恐怕還有得研究。結果原作者就能立刻下結論說僱傭關係比較好，未免也太神了。
要抬槓，大家都能抬槓。作者認為固定薪資的僱傭關係是解藥，但從 Sendhil Mullainathan 教授結論來看，我倒是認為《大誌》讓街友承擔一點風險去自食其力的方式，說不定才是訓練他們擺脫稀缺思維的方式之一，才是有可能讓他們在擁有充分尊嚴情況下意識稀缺性問題，從而改變自己生活的機會點。
空口批評誰不會？寫寫文章誰不會？但重點是，作者拿出什麼實際方案去改變街友的稀缺性思維？用一篇看似充滿知識內涵，實則打高空、過度理想性且廉價的批評，就想抹煞實際拿出行動的人，這未免太過便宜。
拿國外案例比較？
另外，我還有看到某網站總編寫的，説國外的《大誌》又做了哪些事來幫助街友，但台灣的《大誌》似乎只是做了商業上的事，沒有真的改變街友的生活。文中提到：「反觀臺灣，8年過去了，剛開始我們可以說不要苛責艱辛的創業者，但時移日轉推移至今，打開臺灣《大誌》網站，你依舊不會對街友有任何更多的認識。」
基本上，雖然文章有說不是非得要像國外的做法才正確，不過通篇拿國外的案例不就是要比較台灣的《大誌》做的很沒長進？
我不認識《大誌》的誰，我對他們的認識只有在路邊看到有人賣《大誌》，僅止於此，然而我對創業有更深的認識，我只想問：如果我就只打算維持某一種規模的公司樣態，請問我招誰惹誰了？或者說，如果我就是經營得不好，「只能」勉強維持這樣的狀態，請問又招誰惹誰了？
如果街友的問題程度是100分，評估了我自己的能力、資源後，我希望自己只做60分，請問這樣的社會企業有什麼錯呢？該總編文章下的潛台詞就是，已經經營八年的台灣《大誌》理應成長到足以能做更多事去改變街友，或者讓更多人去理解、認識街友的處境，但他們沒做到，所以值得在八年後拿出來解剖檢視，值得在八年後苛責他們。
但問題是，創過業的人都知道，一般創業超過三年的存活率可能不到5%，而一個以街友為主題的社會企業能生存八年，竟然會下意識認為他們已經夠成熟也夠大到能改變街友的命運？怎麼沒有想過他們可能表面上看起來穩定發展，卻依然在求生存的邊緣？依然在苦苦掙扎著每天的現金流？怎麼還巴望他們能像國外一樣成立基金會？動用更大資源去幫助街友？
認知基礎不同
再次強調，我不認識他們任何一人，我也不知道他們的經營狀況好不好，我只知道，創業沒有什麼事情是理所當然的，你要用什麼樣的標準或眼光去檢視社會企業是你的自由，然而那些創業人實際上過的是什麼日子，絕對不是動動嘴巴、寫寫文章的任何人能體會的。
這麼說不是要講創業多高尚或多偉大，相反的，創業就是經常在地上吃土，過著外人想像不到的痛苦生活，因此當外人用「理所當然」的角度批判時，在認知基礎完全不同情況下，真的很難溝通到讓外人明白真實的難處是什麼。
若說站在旁邊看人創業的想像難度有70分，那麼實際創業的真實難度至少會是700分，甚至倒霉的時候可能上看7萬分。我不知道原作者或網站總編自己創過業沒有，真希望有這麼豐富且高尚生命情懷的各位出來創個社會企業，用你們的方法解決一下街友問題給大家看看。
多說就真的只是抬槓了，寫這麼長只是想抒發一下，近年來看到太多「鍵盤創業家」、「嘴砲創業家」。好像別人失敗或沒做好，就一定是智力低下或道德低下造成的問題，更好似你比他們聰明能很早預見他們的成敗。
動動嘴巴最簡單，太多事情你沒去做，就是不知道原來還存在很多你沒想過的問題。甚至有些問題簡單到明明白白存在那裏，但你卻在事前就是無法發現，而最終招致你失敗的就是那些簡單卻明白的小事。
並不是一定要創過業才能批評創業，而是你是否有真的有親自投入資源、承擔風險，體驗過問題的難度與深度？你的批評到底有沒有跟人家在同一個認知水平？這些事非常重要。就像很多人酸嚴凱泰拿這麼多補助卻連一台電動車都生不出來，說得好像如果是你拿到錢你就能生出特斯拉一樣；覺得世足賽梅西怎麼踢這麼爛，好像你上場就能風馳電掣幹掉場上那些大明星一樣，都是自慰式的幻想罷了。
推動社會企業好難
這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在觀望他人作為，找機會見縫插針，最好他人能如自己預料一樣失敗或犯錯，他們就會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自己高瞻遠矚，陶醉在自以為是贏家的迷幻感；卻只有極少數人願意捲起袖子，弄髒雙手，甚至冒著被批判的名聲，將社會問題作為己任，扛起沈重負荷的十字架往前走。
商業固然有成敗，但成功不會保持常態，失敗也不會是永遠。如果有一天台灣的《大誌》真的做不下去了收起來，其實也只是證明某種經營方式可能行不通，換個方式持續耕耘相同的議題即可。說別人收割名聲，說別人利用街友，怎麼看都像是為批判而批判的思考。
要想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最好的方式就是實踐，請快點投入自己的個人資源，承擔風險，創一個屬於街友的烏托邦，我想社會絕對樂見這種存在，不要只是嘴上說說，畢竟我們的社會不缺只是能寫犀利批判的文青，卻很缺實際做事的執行者。
在台灣搞社會企業真難，要想辦法在困境中賺錢，要背負連政府都未必能解決的問題，還要符合批評者口中的合理作法，你能不對他們致上敬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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