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蔣經國逝世30年 馬英九破3千字緬懷永遠長官

▲▼蔣經國。(圖/翻攝自YouTube/ikaluos)

▲蔣經國逝世30週年,國民黨首度邀請馬英九到中常會演講(圖/YouTube/ikslous)

記者張暐珩/台北報導

為擴大紀念已故總統蔣經國逝世30周年,國民黨部10日首度邀前總統、同時也曾任蔣經國秘書的馬英九列席中常會專題演講,紀念蔣經國對中華民國和台灣的貢獻。馬英九以「經國先生與我」為主題,細數兩人之間的回憶,其中還提到蔣經國在美國曾經遭遇槍擊的故事。

馬英九在紀念蔣經國的全文中,也提到蔣經國對台灣的三大貢獻,分別是「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國會全面改選」。在總結時,馬英九也提到,「經國先生長於威權時代,卻能突破自身侷限,親手終結威權時代,讓中華民國在經濟起飛之餘,也能推陳出新,在古老的土地上培育出自由民主的幼苗,開五千年實踐民主的先河。這是他為歷史、為中華民國、為臺灣留下最動人、最持久的貢獻。」

以下是馬英九演講全文:

吳主席、曾副主席、郝副主席、各位中常委、各位黨務主管、各位黨工同志、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應吳主席之邀,在蔣故總統、也是蔣故主席經國先生逝世30週年的前夕,來中常會報告他一生的行誼,我個人至感榮幸。過去30年,各種民調顯示,中華民國歷任總統中,經國先生始終是最受人民愛戴的一位。他正派、清廉、勤政、愛民的領導風格,大家都耳熟能詳,因此,今天我想換一個角度,從個人與經國先生接觸的幾個小故事,來緬懷經國先生。

民國51年,我唸臺北市大安初中一年級,家裡從萬華搬到長安東路一段八號三樓,經國先生住在一段18號,兩家相距不到80公尺;從我家頂樓陽台,可以看到他家的院子。有一年春節晚上,我們幾個小孩在頂樓陽台放鞭炮,用彈弓夾著最響的大龍炮,點燃引信後射到他家的院子,爆炸聲音很大。才剛射出一發沒多久,立刻有人衝過來查問,知道是小孩放鞭炮後,態度很客氣,也沒罵我們,就走了。我想,應該是經國先生時常告誡身邊的人,要待人有禮。不過,我們幾個小孩也沒再敢往他的寓所放炮了。那年,經國先生52歲,我12歲,這是我對經國先生的第一個的印象─對部屬要求嚴格。

民國57年,我高中畢業後到成功嶺受訓,被選為開訓典禮的宣誓代表,帶領一萬二千個受訓的大專學生,向當時主持典禮的國防部長經國先生宣誓效忠國家。宣誓完我跑上台,將誓詞呈送給經國先生。他收下誓詞,微笑地看著我,握著我的手,輕輕地說:「謝謝你」。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觸到經國先生,他的態度很親切,握手很有力氣。

民國59年4月,經國先生以行政院副院長的身分訪問美國,在紐約廣場酒店(Plaza Hotel)的大門口遭遇槍擊。刺客是臺獨聯盟秘書長與盟員二人。黃姓刺客開槍時,他的右手被身邊的紐約警察推高,子彈飛越經國先生頭上,在旋轉門的玻璃上留下一個彈孔。黃姓刺客立刻被警察與經國先生辦公室主任溫哈熊將軍合力制伏,連同另一位鄭姓刺客一起押走。經國先生沒有受傷,也沒有受到驚嚇,反而主動表示願意與刺客見面一談。但紐約警方認為不宜,沒有同意。經國先生當天對東南亞工商協進會的演講照常舉行,不受影響,展現的鎮定與氣度,令紐約僑界與國際媒體大為嘆服。在臺灣戒嚴的年代,能有幾個大官做得到?四月底經國先生回國時,各界數千人到松山機場迎接並致敬。我接到救國團的通知前往歡迎。他走過我們身邊,微笑揮手,親切自然,平易近人,毫無官僚氣息,令人印象深刻。

民國63年我從預備軍官退伍前,申請到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念碩士,同時考上本黨中山獎學金。出國前,經國先生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請我們10位中山獎學金同學吃早餐。他親切的問我們去哪一國,哪些學校,讀甚麼研究所,希望我們早日學成回國服務。那是我有生以來跟他接觸時間最久的一次會面,也是唯一一次跟他吃飯,我也下定決心,取得學位後,一定要回國服務,貢獻所長。

提到中山獎學金,我忍不住要說,最近黨部向黨產會要求解凍辦理中山獎學金的經費被拒絕,因為他們引用據說CIA在1979年的報告說,在美國大學校園有臺灣特務學生。我要表達嚴正抗議。民進黨執政過八年,難道沒有去查過嗎?毫無證據就指控污衊,我們中山的同學絕不接受。

事實上,民國96-97年我競選總統的時候,我的老師孔傑榮特別來信表示,馬英九如果是特務學生,我絕對不讓他進博士班。

言歸正傳。民國70年,我在哈佛大學拿到法學博士並在紐約工作半年後,返國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三個月後兼任總統英文秘書,開始我追隨經國先生七年的日子。第一天擔任傳譯,我應該就讓經國先生留下深刻印象。那時我還是個90公斤的壯漢,那個傳譯的座位,卻是一張在經國先生與外賓之間的小板凳,我好不容易把自己塞進去,挺胸坐正,膝蓋一頂,就把茶几撞得晃了好大一下,茶杯裡的水全都灑出來,相當尷尬。後來總統秘書室的盧主任,還特別交代總務人員,要拉開茶几跟板凳的距離,以容納這位新來的胖秘書。那年經國先生已經71歲,我才31歲。

各位都知道,經國先生的一生,富有傳奇色彩。他是當時中國最有權力的領袖─蔣中正總統─的長子,卻在16歲那年,主動要求去蘇聯留學,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共產主義思想與政策,再去列寧格勒的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校深造,還被派到烏拉山冰天雪地的工廠中做工,體驗基層勞工生活。他在當地娶了同事方娜(蔣方良女士)為妻,一度因為蘇共的路線之爭,與父親決裂。留俄12年,養成他一生堅強、親民、平實的個性,並充分瞭解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民國26年返國後,經國先生從贛南初試啼聲,到上海奮力打虎,最後在臺灣發光發熱。

經國先生對臺灣有四大貢獻。第一,是推動十大建設;第二,是解除臺澎戒嚴;第三,開放大陸探親;第四,力行勤政愛民。十大建設促成臺灣經濟升級;解除戒嚴帶來民主改革;開放探親促成兩岸和解;勤政愛民端正臺灣政風。每一項都是歷史性的貢獻。我有幸追隨他7年,來談談其中三件饒富意義的小故事。

第一個故事有關解除戒嚴。

大約在民國74年,有一天經國先生收到他的美國好友、二戰英雄、美軍顧問團前團長戚烈拉將軍(Gen. Richard G. Ciccolella)親筆來函,討論戒嚴存廢的事。戚烈拉的論點很簡單,「臺灣的戒嚴跟國際社會瞭解的戒嚴很不同,讓臺灣吃了不少悶虧,有理說不清。既是如此,何不解除戒嚴,丟掉這個包袱?」我把這封信翻譯出來呈給經國先生。沒多久,經國先生叫我到辦公室,問我「戒嚴」這個字的英文是甚麼?外國人的說法是什麽?我說戒嚴的英文就是「martial law」,有些字典或百科全書指的就是「無法無天」(no law at all),或「軍事統治(military control)。經國先生皺起眉頭說,「我們沒有無法無天,也不是軍事統治啊!」我當時感覺,經國先生已經瞭解,臺灣被國際社會誤解得很厲害,戒嚴這個包袱很沈重。

一年後,民國75年10月7日下午,經國先生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Katherine Graham)的時候,親自宣布臺灣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我當時一個字一個字翻成英文,彷彿有電流通過我的身體,那是一種改寫歷史的感覺,終身難忘。

第二是故事有關開放大陸探親。

民國76年三月下旬,接見外賓後,經國先生突然問我:「英九,最近有甚麼特別的事情啊?」我立刻說「有」:最近有一些老兵在西門町遊行抗議,他們穿著白袍,上面寫著「想家」,想回大陸探親。同時,立法委員趙少康、李勝峰與洪昭男在立法院要求政府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我向經國先生報告,實際上每年都已經有近萬人經過香港,偷偷到大陸探親,造成守法的人吃虧,違法的人佔便宜的現象,顯然很不公平。經國先生聽了就說:「你去找張副秘書長,我已經交代他處理了。」原來經國先生已經決定要開放大陸探親。於是在張祖詒副秘書長的指導下,我們草擬方案,初步想法是在堅持與中共當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前提下,透過民間團體安排,經過香港進入大陸。這個民間團體,就是紅十字會。經過各方反覆協商,這個被我私下命名為「穎考」專案的兩岸探親計畫,在6月4日簽出來呈送經國先生核定後,交給行政院與國民黨中央黨部執行。最後在11月2日正式實施。三十年來,兩岸已經有一億以上兩岸人民互相訪問,留學、投資、貿易,兩岸和解,終於默默的展開。經國先生從善如流,真正為兩岸做了很大的功德。

第三個故事有關國會全面改選。

民國75年3月,本黨舉行第12屆三中全會,並在會後的中常會決議成立由嚴家淦等12位中常委成立政治革新小組,分別就國會改選、省市長民選、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強化治安、加強黨務工作等6個議題研商推動方案。其中第一個就是國會改選。當時國會老代表意見甚多,進度不快。

當年11月的一個晚上,經國先生突然叫我去他的七海寓所。那是我第一次進到他的臥房,就像一個簡樸的老榮民的臥室。經國先生那時身體已不好,肚子挺得很大,躺在床上說話。他問我國會改革的進度如何?我說大致順利,但老代表希望設立大陸代表制,爭議很大。經國先生問我,「政府從大陸撤退來臺的使時候,有沒有宣布我們還是代表中華民國全國?」我說沒有這個印象,要回去查一下。

兩天後,我向經國先生回報查詢結果。中央政府在38年12月7日從成都遷到臺北時,當年的國民政府公報並未刊載任何我國政府仍然代表中國的聲明。經國先生說,「我們的國會只要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選出,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法統。因此,設立大陸代表制並沒有必要。」我聽了之後,大大鬆了一口氣,這顯示他充分瞭解中華民國的法統是靠憲法維持,不是靠自然人維持。那天離開官邸時,看見繁星滿天,我深深覺得,中華民國能有這樣一位英明睿智的領袖,是多麼的幸運啊!萬一他支持大陸代表制,我們政府要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為甚麼30年前不改選呢?

我最後一次見到經國先生,是民國76年的行憲紀念日。他坐著輪椅,出席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的行憲紀念大會。當時民進黨的國大代表在臺下高舉白布條抗議,大聲鼓噪。經國先生不受影響繼續致詞,離開時,經國先生轉頭,對著臺下抗爭者,深深看了一眼。那個眼神好像是說:「我為臺灣做了這麼多事,你們怎麼這樣對待我?」那種眼神讓人非常難過與不捨,我這輩子永遠無法忘記。

19天後,經國先生過世了。當時我想,國會改革案如果能早一點完成,也許就可以化解這場抗爭。但是這個案子當時拖了整整一年,直到民國76年(1987)7月李煥先生出任中央黨部祕書長後才交給我加速處理。當時李登輝副總統是小組召集人,當半年前我第一次向他請示時,他就抱怨說:「這一年多專案小組都沒有開會喔!」主管部門耽誤的後果,也只有由經國先生概括承受。經國先生逝世後,李秘書長帶我到處去說明這個方案,儘管有些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砲聲隆隆,中常會最後還是通過了改革方案。如果方案早兩個月出爐,也許可以避免行憲日當天的衝突。回想起來,我至今仍感痛心不已。一個月後我到頭寮謁靈,為此在經國先生靈前痛哭,久久不能平復。

最後,請容我做一個總結。經國先生長於威權時代,卻能突破自身侷限,親手終結威權時代,讓中華民國在經濟起飛之餘,也能推陳出新,在古老的土地上培育出自由民主的幼苗,開五千年實踐民主的先河。這是他為歷史、為中華民國、為臺灣留下最動人、最持久的貢獻。

經國先生逝世三十年了,我們永遠懷念他。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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